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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的印记——怀念任继愈先生
时间:2012/07/31   作者:佚名   人气:13898 
法门寺博物馆原馆长  韩金科
    在瑞风瑞雨之中,空中显现出法门寺文化之塔,塔上有任继愈先生金光闪闪的六个大字:“再使文物生辉”;在瑞风瑞雨中,任先生的身影就在法门大地,就在我们面前——他在塔前佇立,拄着拐杖,凝视着远方;在瑞风瑞雨中,我一股热流涌遍全身,二十一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我扶着任先生的那一刻又重现眼前,……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任继愈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
    今年正是法门寺唐代地宫和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面世25周年,被佛的光芒万事照耀的法门寺大地上,依稀印记着先生不可磨灭的文化身影,随着时间的行进,会发出愈来愈耀眼的光芒。
   此刻,紧邻着星空中的大雁塔,让目光一路向西望去,我想在我最为熟悉的法门寺,能找到先生为法门寺文化,留下的大师的身影。
     这也是先生会映照历史的一段身影。
    我的笔墨,一定会饱蘸我的感情,想还原这一切。
    1、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塔下石破天惊,唐代地宫赫然面世,数千件大唐王朝供佛珍宝前呼后拥,佛祖真身舍利在迷失了1113年之后,竟然选择农历4月8佛诞日示世。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赶赴现场,赞叹这千年一现的场面:“从地湧出多宝龛,照古腾今无与並”!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率全国著名专家学者代表前来鉴定这一历史发现,他惊呼:“唐宪宗‘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的佛骨竟然还存在于宇宙间,而且现在就在我们的眼前,我原以为神话的东西就保存在我们现在来看的地宫里,虚无飘渺的神话一下子变为现实,它将在全世界引起多么大的轰动,目前还无法预料。这一阵‘佛骨旋风’会以雷霆万钓之力扫过佛教世界,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了”。
    任先生过去没有到过法门寺。
    在法门寺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的日子里,任先生也没有来到过。
    1988年春,法门寺地宫文物赴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适逢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习仲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赵朴初、马文瑞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之剪彩,轰动京华。文化学术界如此评价:“这批出土文物等级之高、数量之多、品类之繁、纪年之明确、保存之完好,为    我国隋唐考古所仅有;在中华民族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思想史、科技史、对外交流史等方面研究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继半坡、秦始皇兵马俑之后我国又一次重大考古新发现,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幸事”。中国历史博物馆人流如潮,海外人士刮目相看,美国赛克勒博物馆馆长罗覃先生一连看了两次,说:“我去过许多国家,看过许多展览,这批文物真是太精美了!”斯里兰卡大使参观后留言道:“不要说佛祖舍利,就是这八重宝函到斯里兰卡一个月,就可以消灭我们的内战——我们在佛祖面前是统一的”。
    我不曾知道,在这人声鼎沸的日子里,任先生是否去参观过法门寺文物展出。
    4月底的一个上午,中国历史博物馆召开法门寺出土文物座谈会,宿白、俞伟超、石兴邦、韩伟与任先生等著名专家学者二十多人出席会议。会议到午饭时结束,与会代表到历博地下一层午餐,任先生拄着拐杖从台阶上慢慢走下,我赶紧上前去扶,他边走边说:“这么重要的发现,怎么只有考古界在讨论?”
    我心里一震。脑子里浮现出八年前的景象。
    那是1980年的春天,全国佛教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当时我在陕西省委党校专业理论班学习,刘端棻校长请来与会的蔡尚思、季羡林、任继愈三位先生给我们作报告。他们是全国学术界三个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大会的与会代表也一同听讲,大礼堂里里外外坐满了人。三位教授都讲出了风彩。记得季先生讲的题目是《〈大唐西域记〉校注》,他在台上的黑板上写“万法唯识”等名词时,大家不仅为他讲的内容,而且为他的板书叫好。蔡先生一开讲,就表现出对“文革”给学术文化造成极大危害的义愤,时不时发出抨击的话语,赢得阵阵掌声。他的广东话很难听得懂,新当选的省社联主席、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岂之先生上台做板书。惊奇的是,张先生的板书被蔡先生演讲还快一点,蔡先生正要讲,张先生就连标题、要点、人名、书名等等都不紧不慢地写了出来,两个人像演“双簧”似的,台下一片哗然。我过去没有见过任先生,但对他的《中国哲学史》并不陌生。他这次讲的内容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几千年中国哲学史的思想内容,就这样不经意地合盘托出了,使人心领神会。会后,我在党校图书馆借到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十分珍爱。那时跑遍西安,书店里没有卖的,于是我就藏了起来,毕业时报告书丢了,被图书馆罚了二十倍的书款,但心安理得。遗憾的是先生在书后引述的唐代苏鹗《杜阳杂编》关于唐懿、僖二宗皇帝迎奉法门寺佛骨的记载我未阅读,以致后来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时还不知其历史背景,走了许多弯路。由于这段因缘,我早对对先生满怀敬仰之情。
    扶着先生,我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慢慢下着。他当时身体有点虚弱,但讲出来的话却这样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么重大的发现,怎么只有考古界在开会?”
    我初次接触先生,法门寺发掘刚一年,对先生这句话没有多想。
    1989年入春以后,游人像潮水一样涌向开放不久的法门寺。但是,四、五月间的那场风暴波及到法门寺,先一天进馆两万七千人,到第二天只有十七个人,自后几个月门可罗雀。本来,在发现地宫的那一瞬间,面对金碧辉煌的无尽宝藏,由于内心空虚,无力应对,我一下子由惊喜变得莫名的忧伤,感到只见金光灿烂,而不识其后的文化蕴藏,更不知该从何做起,油然而生了一种负罪感。眼前的冷落场面,使我们成了单纯的“看守者”,这与赵朴老憧憬的“照古腾今”的历史大观,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我们记起了季羡林先生在法门寺发出的呼吁:“研究法门寺出土文物,可以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法门学”!因为敦煌宝藏出了“敦煌学”,于是我们想依据那次在发掘现场,赵朴老和季羡林、周绍良先生主持的学术研讨会的线索,举办全国范围的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但是,按照考古界的既定程序,法门寺发掘报告不出,资料不能公布,法门寺学术研究短期内是无法进行的。这时,陕西省社科院院长郭琦先生,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先生先后到馆,提出了“综合研究”的思路。张岂之先生讲的很坚决:“文献资料很丰富,先从历史研究做起,打好基础,然后一步一步全面展开”。在张岂之先生和他领导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所以及中国唐史学会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动员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筹备首届法门寺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从兰州到敦煌,学习“敦煌学”是怎样从敦煌洞窟里走出来。我们又去南京、广州、南昌、杭州、上海等地,虽然有了方案,实施还比较顺利,但心里还是没有底。
    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到北京去,找任先生去。
    2、到了北京已是1990年盛夏,我们冒然去了先生的家。
    那一天骄阳似火,我们三人跑来跑去搭班车,到下午两点多才进了国家图书馆新馆的办公室。一问,先生上午还在国图,下午在家。在办公室,我很快拨通了先生家的电话,说明来意,估计先生太忙,最多等到明天上午,在办公室见也就求之不得了。电话里先生的声音像个小青年,那么清脆、洪亮,他竟然说:“你们现在就到我家里来吧”,并且详细讲了坐班车的方法和路线。
    我们心花怒放,急忙搭车,到月坛站下车。
    这时,电闪雷鸣,倾盆大雨袭来。我们三人带着法门寺的资料,没有遮掩,我急了,说保护资料要紧!三个人各抱资料在怀里,屁股朝天头向地,任凭暴雨浇灌。好在几分钟时间雨过天晴,我们三个落汤鸡一般直起身来,庆幸的是怀里的资料好好的。
    迎着火辣辣的太阳,十多分钟,身上的衣服全干了,赶忙向南沙沟四号楼跑去。
    先生亲自开门,亲自沏茶,淳香的茶汤沁入周身,发之毛孔,我们浑身轻松起来。望着占满几面墙壁的书柜,感到那么庄严。先生拉着我的手,从法门寺历史文化研究谈起,从夏鼐谈到郭沫若,再回到法门寺考古发掘。先生主要讲了任何文化现象都不是单一的,做研究、做学问要有大家气魄。他好像正在思考一个深刻的文化命题,但天色不早了,我们只得告辞,先生一直送我们到门外,还向我们指了回路方向和要乘的班车。
    那年9月9日,首届法门寺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法门寺举行,与会代表99位,大多是老一辈专家学者,张岂之先生主持会议。国家政协副主席汪锋、陕西省委副书记牟玲生、副省长孙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及一大批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人士出席,使会议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明确了作为佛教圣地法门寺的历史地位。按历史、佛教、考古、文学艺术四大领域界定了法门寺文化,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会议期间,代表们热情洋溢,成立了以张岂之先生为会长的法门寺文化研究会,季羡林先生题写会名,陕西师大教授霍松林先生揭牌。会议确定了法门寺文化研究的规划和方案,老、中、青学界代表每天晚上还为法门寺博物馆专业工作者讲课,宝鸡市委、市政府在会上还加进了宝鸡旅游发展战略研讨会。
    这次会议开启了法门寺文化综合研究的新生面,按照任先生专题深入、综合突破的思路,我们于1992年举行了首届法门寺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从法门寺唐代地宫佛教文化的深层内涵行进,触及到中国失传千年之久的唐密曼荼罗。同时,又与日本正仓院宝藏对应,展开对比研究。这样向内联外,大大地扩大了法门寺文化研究的视野。
    先生亲自出席会议,他为法门寺文化研究题词:“再使文物生辉”,并为会议论文集题写书名。先生在大会开幕式上做了深层次的阐述,我们才明白两年前他在家里思考的那个命题——我们所努力的一切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目标——“再使文物生辉”。
     1993年,我们举办法门寺文学笔会,为法门寺文学作品、电影、电视连续剧及专题片等打基础。1994年初春,我们邀请全国佛教佛学界、社会科学界代表,全面研究法门寺唐代地宫文化内涵。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先生解读了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使失传千年的文化宝库打开了大门。这年秋,我们举办首届法门寺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二百多位专家围绕法门寺大唐宫廷茶具、法门寺博物馆大唐茶文化陈列、我们编导上演的大唐王朝《清明茶宴》,展开茶史、茶学、茶道、茶文化四大领域的深入交流。
会议热火朝天,法门镇的老百姓也涌进了法门寺国际茶会,近代以来以茶道自居的日本国代表深受感动,激动得热泪直流。
    这次会议又打开了法门寺国际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与同时举行的法门寺佛指舍利赴泰国、大雄宝殿落成、佛像开光、澄观法师升方丈座庆典一起,成为法门寺亮丽的文化风景,使法门寺文化波及海外,一浪高过一浪。
    这年年底,我随国家文物局大陆文物博物馆事业代表团去台湾,参加海峡两岸文物博物馆事业交流活动,法门寺文化现象在台湾引起极大的轰动。台湾社会各界、特别是佛教和文物博物馆界对法门寺文物文化赋予极大的感情,台北故宫要立即展出法门寺文物。佛光山星云法师极动感情,说“两岸未通佛先通”,要法门寺佛指舍利赴台瞻礼,他力主“有慈悲就有智慧,有佛法就有办法”。
    1995年法门寺好戏连台。元月十五日,法门寺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浙江省文物局在上海举办“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研讨会,二百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与会,会议论文百分之九十是谈法门寺秘色瓷的。当有些海外专家亲手摸到法门寺秘色瓷时,竟然发出“我这一生满足”的赞叹。3月2日,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法门寺唐密曼荼罗文化研讨会召开。首都张岱年、任继愈、季羡林、宿白等社会科学界、佛教佛学界著名专家学者八十多人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吉副院长到会讲话、会议宣读了赵朴老书面讲话,张岂之先生书面发言。在吴立民先生讲述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后,任先生十分感慨地发出呼吁:“要展开研究,希望中国唐密文化研究的薄弱局面即将过去!”3月26日,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文化陈列对外开放,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绍良先生代表赵朴老到会讲话,中国唐密文化千百年来第一次对社会展示。在赵朴老的支持下,法门寺启动了建设“中华佛教文化城”的行动。
    1998年,法门寺对外开放十周年纪念,全国佛教界、社会科学界庆祝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11月在佛教圣地法门寺汇聚。法门寺举行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庄严、净一法师升方丈座庆典法会,法门寺博物馆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首届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印度、尼泊尔驻华大师及海内外三百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对十年法门寺文化研究进行全面总结,正式推出了“法门学”。会后,香港佛教界举行了《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专著的首发式,特区政府代表、觉光、永惺、宏勲法师和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等著名人士出席,甚是隆重。不到年底,法门寺和法门寺博物馆归省上直管,法门寺文化建设的步子迈大了。于是,法门寺院新扩一百余亩,建起了藏经楼、毗卢阁、玉佛殿、佛学院等等。法门寺博物馆建起两个大展厅,完成了法门寺文化六大陈列,比开馆初扩大了六倍。这时的法门寺,已打破了晚清以来乡间小庙的格局,逐步示现着唐代的辉煌。
    2001年11月,法门寺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召开,张岂之先生对法门寺文化研究十三年历程这样概括:一是它体现了考古文物与历史文化研究的高度结合;二是它在历史、宗教、文学、艺术、考古等研究领域的综合研究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三是它具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体现出比较远大的研究旨趣和境界。我们深切感到,佛教文化在法门寺历史命运中具有文化研究的一般意义,可以为正确谋划民族文化的未来前景提供参照,这大大加强了法门寺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然而,在我心里,浓缩得最深刻的启示,就是:
    十三年岁月,印记着任先生举旗引路的历史身影。
    十三年岁月,印记着先生在关键时刻的历史脚步。
    3、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按照任先生的嘱托,张岂之先生为法门寺文化研究的健康发展指出了三个关键问题:
    一是把法门寺文化置于我国历史上先进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研究,走向更高的综合;二是把法门寺文化置于西部大开发、特别是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大背景中加以研究;三是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队伍,这是法门寺文化研究的根本建设。
    于是,我们提出了“展开历史画卷,应对西部旅游”的奋斗目标,使法门寺文化研究走上一条从文物到学术,从学术到文化,从文化到法门寺博物馆和法门寺院新展示、新殿堂、新景观,再到良好的社会文化效应、经济效应,再到法门寺文化建设稳步、健康、快速发展这样一条良性循环、自我发展的道路。
    2002年初春,台湾同胞迎请法门寺佛指舍利入台瞻礼。
    “佛手牵两岸,雷音震五洲”,台湾宝岛万人空巷,五百万人入坛拜舍利;世界佛教代表齐聚佛光山迎送佛祖真身,这是大唐王朝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1128年后的历史再现,它凝聚了当代中华民族和世界佛教的心。
    佛指舍利回归法门寺,法门寺开始了佛教圣地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这里将是中华大唐文化、佛教文化的新天地。9月29日,首都佛教佛学界、社会科学界有关专家学者聚会,讨论修订法门寺文化建设方案。经过五年努力,于2007年3月正式动工,到2009年初春开辟出一千多亩的新区,新的法门寺塔倚天而立。
    5月9日,中国佛教史上庄严辉煌的日子到来了,世界仅存的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在中华民族大唐王朝供养1135年之后,被安奉在法门寺新落成的世界最高佛塔——合十舍利塔中。
    瑞风瑞雨中,国家领导人、中央有关部委、全国佛教界代表、陕西各界及扶风县各界群众五万之众在这里举行了安奉大典。
    任先生没有出席这个载入史册的大典。
    从1995年初春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法门寺唐密文化大会上见到先生,到法门寺文化景区开放已是十五个年头,其间只见到先生三次。
    第一次是新千年之际,中国宗教学会换届在北京召开学术研讨会,先生顶着风寒进了会议厅。他十分精神,一边脱大衣一边接笔签到。有人问先生高寿,先生语音清脆,一边写一边说:“八十六了,正向八十七进军!”周围一片笑声,大家都为先生欢欣。
    第二次是2003年3月8日,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宝鸡市在京讨论法门寺建设规划,适逢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方立天先生《中国佛教哲学要义》首发式,我参加了会议。会上,面对方先生四十多年心血的经典之作,先生满怀激情,号召人民大学带头“反潮流”,引导学生从拼命写论文的漩涡里跳出来,认真读书。先生的讲话,四座皆惊。会后,我陪张岂之先生去先生家里拜谒,谈了很多、很久。
    第三次是2006年12月,我参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台湾的“中华文化世纪论坛第四会议”回到北京,带着众多专家学者对法门寺文化的期盼去先生家里拜谒,一切如常,那么温馨,那么平静,那么可亲。
    如今,法门寺大地一片欢腾。“千载胜缘逢盛世,好将佛事助文助”。三千多年来的朊朊周原、扶风大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之地。两千年前,佛祖的真身指骨舍利到了这块宝地,与中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千多年前,经过大唐盛世三百年间的多次供奉,佛指舍利和大唐宝库隐秘不露。现在的新千年,佛指舍利和大唐宝库再现人间,法门寺将荷担如来家业,担负起“千载佛教圣地,万世人文经典”的历史重任,为弘扬优秀的佛教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发大愿力,擂大法鼓,放大光明。
    在瑞风瑞雨之中,法门寺合十舍利塔巍然迄立,佛指舍利作为佛教信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圣物,佛家提倡的弃恶扬善、普济众生、平等慈悲、和谐圆融等理念,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更好地保护佛指舍利这一举世仅有的圣物,体现党和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与关怀,满足广大信众的精神企求,彰显法门寺所具有的历史人文价值,陕西确定把法门寺建设成为集历史文化与佛教文化为一体、由佛法僧三区组成的特色文化景区。景区主体建筑合十舍利塔,汲取历史和当代人文精髓,融合我国与世界著名建筑创意,象征着和平和谐与吉祥如意,凝聚着佛教文化的精华,承载着佛教信众的美好愿景,释放着历史文化的巨大能量和灿烂魅力。合十舍利塔的落成,是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的成功开篇之作,陕西省将以构建千载佛家圣地、万世人文经典为目标,继续完善景区建设,精心打造世界级佛文化交流平台和旅游览胜的重要目的地。景区将使所有前来瞻礼和观光的人们,都能领略文化的魅力,获得身心的愉悦,祈福美好的愿想,从而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世界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瑞风瑞雨之中,空中显现出法门寺文化之塔,塔上有任继愈先生金光闪闪的六个大字:“再使文物生辉”!
    在瑞风瑞雨中,任先生的身影就在法门大地,就在我们面前——他在塔前佇立,拄着拐杖,凝视着远方……
    在瑞风瑞雨中,我一股热流涌遍全身,二十一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我扶着任先生的那一刻又重现眼前:——我又站在了任先生身边,我们向法门寺塔走去,心底里泛起这样的话语:
    是谁——在这膴膴周原普照了两千多年?
    他的脚下是重重无尽的宇宙法界——穷天上之庄严;
    他的背后是盛世大唐——极人间之焕丽——中华文明的历史画卷!
    他——佛祖圣骨、万世法门——在世纪之交显现
    ——连接两岸,雷音五洲,年复年年!
 
    可是,不曾想到,两月之后,任先生走了,永远走了!
    如今,已是先生三年之祭。
    回首三十多年的岁月,面对先生的建树和今天的法门寺,我像当年发掘法门寺塔基前的夜晚一样,惚晃中又一次走进了西安乐游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石兴邦先生已九十岁,他拉着我的手,铿锵有力地朗诵着梁启超的《志未酬》:
 
    志未酬,志未酬,
    问君之志几时酬。
    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
    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
    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
    所有能就其几许,
    不有少许兮,多许兮自生。
    瞻望前途之宏阔而辽远兮……
    1992年5月任继愈先生出席法门寺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法门寺博物馆题词:“再使文物生辉”
    任继愈先生在大会主席台就座,他的右边是日本佛教大学校长滕堂恭俊先生
    2003年3月8日作者陪张岂之先生拜访任继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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